孫科信中提及的“國父衣冠冢留守處職員譚衛全”，原名譚惠全，1873年生于廣東香山（今中山），同盟會會員，因武功高強，曾在衛隊里教武術，并作為衛士一直陪侍孫中山左右，后擔任孫中山近衛隊支隊長。

說起譚惠全改名經歷，還得從孫中山平定陳炯明叛亂說起。1922年6月，陳炯明因與孫中山在一些問題上意見相左，又加對被孫中山撤職不滿，炮轟總統府。當時情勢危急，在譚惠全和黃惠龍、馬湘、姚觀順、丘堪等衛士的護衛下，孫中山脫離險境。由于譚惠全保護孫中山突圍有功，1923年，宋慶齡專門為他制作了一枚獅鈕銅制印章，并用陰文刻著“譚衛全章”派人送到他手中，表示感激之情。1924年，廣州大元帥府舉行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十三周年暨授勛典禮。其中內容之一就是為1922年對平叛陳炯明殺賊有功的將士授勛。孫中山發表訓詞后，為衛士準備獎章。訓詞名單中就用“譚衛全”名字。宋慶齡親自為在場的二十幾名衛士佩戴勛章，上刻“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和“十一年討賊有功獎章”字樣。當年孫中山和宋慶齡居住的位于觀音山（今越秀山）的粵秀樓原來的所在地，樹立的石碑 “抗逆衛士題名碑記”中“譚惠全”也被寫成“譚衛全”。自此，譚惠全就有了一個新名字：譚衛全。

此后，譚衛全作為貼身衛士和近衛隊支隊長，一直護衛著孫中山，包括孫中山應邀經天津北上，直至孫中山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之后，譚衛全又為孫中山西山碧云寺衣冠冢守墓，這一守就是36年，直至1961年去世，墓址位于北京萬安公墓，墓碑由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先生題寫。

譚衛全淡泊名利，在孫中山身邊擔任衛士或衛士長的，不少人后來都聲勢顯赫，如廣東香山（中山）籍華僑張惠長、方日英，廣東臺山籍青年黃惠龍、馬湘等都被國民政府授予將級軍銜。后來擔任孫中山大本營警衛的安徽合肥人衛立煌，更是成為一代抗日名將，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而譚衛全先生卻只為孫中山衣冠冢守護一生。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后，3月19日，靈柩被安放在中央公園（即今中山公園）社稷壇前殿。根據孫中山遺囑：“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麓，因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眹裾隽巳?。一是4月2日孫中山大殯，將其靈柩和生前遺物移至西山碧云寺內暫厝。同日，北京西郊各團體在中法大學西山學院舉行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中法大學還專門制作了《孫中山先生暫厝西山紀念冊》，現藏北京市檔案館。紀念冊毛筆書寫、木質封皮，內有辛亥革命元老李石曾、校董事會主席在追悼會上宣講的《孫中山先生紀念碑》和“孫中山先生追悼會西郊各團體名表”等，記載了此次暫厝西山學院之石塔并于暫厝之地立孫中山先生紀念碑的經過。二是暫厝之后，4月4日，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成立，張靜江、于右任、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等12人為籌備委員?；I委會成立后，一方面在南京著手建立中山陵園，一方面在北京著手修筑孫中山奉安迎櫬大道，以順利將孫中山遺體移葬南京。由于西山碧云寺經西直門之前門車站道路不平，失修之處很多，為防靈櫬顛簸，北平特別市政府修整西郊迎櫬大道，北平市工務局1928年12月勘估籌辦，至2月28日竣工。北京檔案館館藏檔案完整記載了這次修整經過，還包括竣工后至5月底奉安大典前這段時間，如何做好迎櫬大道保護等內容。三是舉行奉安大典。北京市檔案館館藏有孫中山靈櫬送殯安排檔案一組，包括《恭移總理靈櫬送殯行列次序》《總理靈櫬奉移送殯行列圖式》和《總理靈櫬恭移經過北平特別市政府路線圖》等，詳細記載了孫中山靈櫬從北平移往南京中山陵每一行列送殯者的身份、先后次序，對送殯隊伍所經路段進行了詳細標注。1929年5月28日，孫中山靈櫬由專列運抵南京,停于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經過公祭、封棺、移靈等一系列儀式，6月1日，奉安大典結束。

奉安大典后，孫中上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就沒有必要繼續下去。1929年7月1日，國民政府組織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葬事籌備委員會的一切事項移交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辦理。

但孫中山生前的衣帽等遺物仍留在西山碧云寺，成了孫中山衣冠冢。原先守靈的大部分人離開了碧云寺，只有譚衛全等留了下來，成了總理陵園管委會國父衣冠冢留守處職員。這些人的工資由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撥發。譚衛全更是在衣冠冢附近的水泉院安了家。

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不久北平淪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國民政府對北平失去控制能力，按期撥發給國父衣冠冢留守處的錢款全部停止。沒有了經濟來源，譚衛全等人只能自食其力，其困境不可避免。但譚衛全衷心不改，與家人一起默默堅守，終于盼到了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

從孫科的這封信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日本投降后，9月16日，譚衛全向時任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孫科報告了北平淪陷八年來在艱苦環境中管理國父衣冠冢的經過以及自身的生活狀況。孫科接函后，深感譚衛全一家守靈之不易，即信中所說的“字里行間頗具忠實，困苦可憫”，促使他向剛剛擔任北平特別市市長的熊斌（字哲明）寫了這封信，告知譚衛全現狀，請熊斌派人員前往碧云寺查明，并酌情按月墊付其生活費用，“一俟通匯，當由陵委會如數撥還”。

那么作為北平特別市市長的熊斌將這事辦沒辦呢？首先，按照這封信的要求，孫科希望熊斌“將辦理情形示復為荷”，這封信寫于1945年10月22日，也就是熊斌剛接任北平特別市市長不久的時間（即信中所說的“履新伊始，至念賢勞”），作為一件公函，熊斌若辦了的話，應該有相關資料存檔，但是北京市檔案館只發現這一封信，卻沒有發現相關辦理經過的材料。再就是，據譚衛全的幼子、1938年出生的北京中山書畫社理事、中央畫院院士譚志泉回憶，小時候他家中一貧如洗，無米無糧，五六個孩子常常餓得直鬧，除了院子里那眼甘冽清澈、源源不斷的清泉可以盡情享用外，再無進食的東西。譚惠全只得在山上開墾一小塊荒地，種些玉米、蔬菜充饑，始終沒離開碧云寺半步，此外就靠譚志泉的母親蘇潮寬縫縫補補掙點辛苦錢。一直熬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譚衛全老人被安排在北京市園林部門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全家才脫離了苦難的日子。1956年11月12日，在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周恩來總理還特地來到碧云寺和孫中山衣冠冢，問及譚衛全老人之前的生活情況，包括“恩餉”問題，并因此還專門為他按月加發了工資，直至老人去世。

作者：馮舫女